南宫28官网,南宫28官方网站,南宫28APP下载周孟杰，长沙学院马栏山新媒体学院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

　　在现代性流动的语境下，青年群体通过数字化栖居、情感化连结与行动化实践的多重路径，重新嵌入乡村青创社区的日常生活结构，并实现了从原子化“游民”向新部落化“数字乡民”的身份转型。本研究基于田野考察方法，探讨数字乡民嵌入青创社区的三重逻辑，分析其韧性特质的生成路径与重组机制，并进一步考察这种社区嵌入对城乡融合的实践影响。研究发现，数字乡民的韧性生产遵循“情感—文化”“交往—空间”“制度—平台”三重逻辑，他们通过“重建附近”的策略，在嵌入青创社区的过程中构建了一个充满创造力的弱权力关系社群；通过自发性的媒介实践与连结性行动，以“创业共同体”的公共身份推动网络资本增值，重组主体内在韧性潜能，并建构城乡融合语境下的生活新场景。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基础上，数字乡民在社区融入与韧性培育的过程中，不仅催生了一个兼具主体内生性、创新能动性与文化异质性的青年社群，同时也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具有典范意义的理论范式与实践参照。

　　现代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信息化及流动性特征，为青年人才融入乡村社区提供了新途径。青年群体作为推动城乡融合的关键力量，从脱嵌“游走”到再嵌“入乡”，不仅反映其从城市流动至乡村的地理空间场域的转变，更呈现出青年发展空间、文化身份及情感结构的蜕变。[1]他们通过艺术乡创、媒介技术及社会治理反哺参与乡村社区文化实践，其个人社会资本不断增值，构成青年社会认同的底层逻辑，实现向“新农人”的个人身份认同转变，并通过乡村可见性的提升带来群体情感互动仪式链的强化，促进乡村共同体意识及群体认同。[2]再嵌入乡的青年群体一般划分为知识文化型、返乡服务型、在地创业型及流动创意型等几种类型，甚至也出现了一批拥有灵活工作与去内卷化，革新传统生活方式且拥抱田园想象的青年游民群体，其践行游牧式的生活实践也激发着乡村文化图景、治理效能、产业资源的重塑与再造。[3]他们正在经历从乡村的“融入者”向“改造者”、从“游民”向“数字乡民”的身份转变，这一演变不仅揭示当代青年生活与劳动方式的改变，也形成了“洄游乡村—改造乡村—吸引乡民”的良性互动循环。

　　乡村宜居生态和人文情怀是吸引数字乡民的重要因素，数字化工具也助力数字乡民克服工作空间的约束，而农产品电商产业则是数字乡民大显身手的重要场景，数字乡民将乡村、城市以及全球化商业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4]数字乡民的生活方式吸纳整合了城乡要素，在回应乡村发展问题的同时，其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迈向城乡融合式的文化形态。[5]换言之，数字乡民开展的乡土实践跳出了一种“利益—计算”功能主义的视野窠臼，他们以具身在场嵌入乡村并盘活各类资源展开创业活动，这既是数字经济嵌入县域产业发展现象，也是典型的自我价值归属和社区文化嵌入问题。

　　不过，在流动化社会背景下，数字乡民的身体与情感并非是一成不变地介入乡村，在关注其乡土实践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其流动性社会行为特征及身份转换机制，以及在嵌入新社区之中产生的情感迁移与游牧实践问题。既有研究对于数字乡民的讨论，多侧重其流动性返乡动因、不确定性日常状态以及基地建设等空间性议题，这种研究取向宏观阐释了作为流动性的数字乡民所处的生存状况及空间结构化表征，但遮盖了主体微观潜在的抵抗行动与内在韧性的培育过程，而这种内化于行动的整体性文化生活恰好是理解数字乡民如何与社区发生互动的关键所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问题：其一，在城乡融合背景下，数字乡民嵌入青创社区开展艺术创作、媒介实践或数字创业的三重逻辑机制是什么？也就是说，数字乡民的韧性是何以生产的？其二，在流动性及不确定性语境下，数字乡民是如何连接自我与社群集体来重组韧性，经历哪些社会化集体行动，恢复并持久生产内生性动力。本研究旨在探讨现代青年群体融入青创社区的另一种生活工作样式，深描其作为数字乡民所开展的自主性行动的实践过程以及其所搭建的信息关系网络，这可为城乡融合实践提供新的视角与本土化阐释。

　　韧性（resilience）旨在表示事物受到干扰后恢复或弹回到原来状态的能力。相较于“恢复力”“弹性”等释义，“韧性”则更强调在经历外来干扰后能进行自我调适，提高抵御能力，而非恢复到初始的平衡状态。[6]加拿大学者克劳福德·斯坦利·霍林(Crawford Stanley Holling)于1973年首次将韧性概念用于生态系统中，提出生态韧性概念，强调当遭受不同类型的外界冲击时，生态系统仍尽力维持其初始状态，保持持久性的特征。[7]在心理学领域中，对于主体自身而言，韧性的特点是面对严重威胁时，个体所能承受高水平的破坏性变化并同时表现出尽可能少的不良行为的能力。[8]心理韧性强调个体从消极经历中恢复过来，并且灵活地适应外界多变环境的能力，侧重考察个体是如何与周围的系统发生互动作用。而在传播学领域中，国际传播学会前主席、南佛罗里达大学帕特里斯·玛丽·巴泽内尔（Patrice Marie Buzzanell）教授首次提出了“韧性传播理论”，突出了韧性理论由破坏冲突引发的抵御外力的五个阶段和转变过程[9]，即制造常态、锚定身份、媒介使用、替代逻辑以及有效行动。

　　在理论旅行的背景下，“韧性”概念也被广泛用于中国乡村社区研究中。胡溢轩认为乡村社会在面对现代性冲击时依然保留较强“乡土韧性”，村庄集体认同感、村民网络互动关系以及内生力量的转化是激活韧性的核心。[10]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互联网与媒介技术的快速下沉，乡村社区出现了“数字韧性”或“数治韧性”的趋势。一方面，周孟杰认为从城市社区脱嵌出来并重新嵌入乡土空间的创业青年群体会通过极强的韧性行为抵抗平台社会资本所带来的压力，这种韧性策略是整体社会的一次集体行动和传播仪式。[11]对青年韧性的培育和调节可以从能动性、联结性以及建构生命意义的反思性入手，在消极性情境中创造意义，最终提升韧性能力。[12]另一方面，对于社区数治韧性的讨论则更加强调权力控制过程，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为社区拓展参与渠道，关注社区内外主体的协同参与和关系整合。[13]总之，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韧性理论主要基于外部环境压力应对的视角，传统的静态分析框架由于忽视了主体的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动态演变，往往难以对韧性发展作出准确预测。事实上，韧性是通过一种常态化惯习来维系原有相似的局面，增强主体的身份认同，透过媒介实践与寻求网络化连接，并寻求新的论述逻辑和替代方式，积极参与社会行动，建构主体内在韧性特征。

　　因此，从“韧性传播理论”的提出到本土化理论建构，韧性理论具有较强的敏感度和跨文化适应潜能，以及理论价值外延拓展可能。该理论敏锐地捕捉到主体面对外界环境挑战时所作出的心理调适与传播行动，更深刻揭示了社会场域、媒介环境以及主体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然而，以往研究一方面忽视了韧性破损与韧性重建之间的相互关系，常会陷入顾此失彼的窠臼，也淡化了社会制度、文化惯习与媒介生态环境对主体的影响。另一方面，韧性传播理论的研究路径不仅可以采用宏观社会制度化的取径，还可以另辟蹊径以微观个体化视角，彰显出行动主体在其复杂流动的生命历程中的韧性策略与内生行动。基于此，韧性培育不仅要关注数字媒介环境的可供性效能，还需要主体的反身性及社会交往实践。

　　数字乡民如何重组韧性是研究的主要问题意识，在探究该问题之前，绕不开数字乡民在以往生命历程中韧性破损的迷思。因此，梳理数字乡民嵌入青创社区之前遭遇了何种生存危机或韧性破损也尤为重要，即数字乡民是如何与自我或外界脱嵌也是研究的重点之一。

　　现有研究中，青年群体的韧性培育与重组具有以下两个前提，即社会系统遭遇到的危机或压力情境。第一，加速社会的时间结构。技术迭代、生活节奏和社会变革的加速趋势，导致空间感知的疏离以及时间体验的异化。特别是时间的绝对优越性、高流动性与匮乏感，直接影响着数字环境下主体的生命体验，催生了包括焦虑、倦怠、无奈等情感现代性表征。[14]监视泛化背景下，人们时刻被技术、他人和自我监视，这加剧了青年人的焦虑心理。人们开始反思和质疑持续连接的状态，一些人选择了断连。[15]个体积极嵌入青创社区，重新连接土地与自然，成为返乡青年们的另一种生活选择。社会交往是个体情感建设的基础，然而数字时代的社会和情感既存在多样性、创造性机遇，也面对情感关系浅层化和社交极化等新挑战。[16]有学者指出只有彻底超越资本逻辑，才能真正地破解时间悖论，从而建立人与世界的共鸣关系，实现人的美好生活。[17]

　　第二，平台社会中的劳动控制。新经济与新技术的合谋促使平台社会变成资本与权力再生产的商业化场域，成为资本逐利的数字围场。[18]在这种围场之中，平台社会以算法为核心对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实施数据化、非人格化和隐匿化的权力控制，劳动者大多被深深困在系统中而无法自拔，并面临着工作内容同质化、工作状态内卷化、社会地位边缘化的威胁。[19]这些平台化劳动控制无时无刻不对主体的韧性造成破损的负面影响。不过，学者孙萍认为平台化于润物无声中影响着青年人的意义生成，平台的日常化是一种小写的政治，聚焦于微观个人，却旨在表述一种政治性的姿态。对于平台文化中的青年人来说，这种日常化表达的政治正是他们看见他人与追求自我意义的核心所在。[20]总之，个体韧性破损是一个复杂且含混的社会化过程，受到平台劳动、群体组织文化、个体情绪态度、家庭成员支持和工作稳定性等多重因素影响。

　　概言之，尽管不同学科对韧性的研究视角存在差异，但学界已形成基本共识，“韧性”不仅指涉主体遭受压力后的恢复能力，更包含主体在压力情境下展现出的持续学习、创新适应与主动变革等多维能力特质。在探讨青年群体的“韧性”培育重组时，是将其置于时间加速、劳动控制等宏观社会系统的压力框架之下进行深入阐释，它被理解为一种内生性力量，体现了青年群体在面对客观世界外部挑战时所展现出的动态调整和持续演化的过程。因此，主体的韧性培育过程与社会资源网络、媒介使用惯习、身份认同感以及社会行动实践密不可分。

　　本文以浙江省两个青创社区为例，主要围绕数字乡民的文化嵌入逻辑及其韧性培育过程等研究问题展开田野调查。调研所在地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它地处长三角腹地，是上海黄浦江的源头、杭州都市圈重要的西北节点。安吉县是“两山”理念诞生地，习曾在此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①安吉以此为引领，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创新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成为新时代浙江省践行“两山”理念综合改革创新实验区。

　　2022年以来，浙江湖州市开始实施“青创新城”计划，引导帮助青年群体投身科创、数创、商创及乡创等行业，引导发展数字游民公社等新经济平台，着力打造乡村创业空间，激活青年主体的能动性。笔者重点调查了大余村青年人才社区、溪龙乡DNA数字游民公社两地，两处社区于2023年7月被湖州市全面建设“青创新城”领导小组办公室授予“青创社区”称号。一方面，大余村青年人才社区位于安吉县天荒坪镇，其旨在吸引青年人才集聚乡村，在城乡之间建造一个创业与生活共存的理想之地。该青创社区打造了全球余村合伙人共创空间、青来集数创中心等多类型产业平台。②另一方面，相较于大余村青年人才社区突出参与式共创、社群化生态、创新型业态的特点而言，溪龙乡DNA数字游民公社更强调社群集结的文化艺术空间创生。该社区位于安吉县溪龙乡，其原本是一座闲置废旧的工厂，经过溪龙乡“微改造·精提升”活动，转型成为溪龙乡乡村振兴人才与创意的孵化基地，是溪龙乡将“一村一品”建设与“乡村创业首选地”打造相融合的一种新兴模式。总体来说，这两个青创社区不仅汇聚了全球区域流动化青年人才，而且借助各种文化创意空间形成了多元化创新创业场景，在嵌入乡村社区的过程中，促进城乡资源互融共生的文化观景。

　　在2024年8月至10月，研究小组分三次对安吉数字游民基地进行了总计 45天的实地调研。笔者进入溪龙乡青创社区时，街边商铺及建筑广告几乎都是白茶销售或茶品牌传播。据调查，溪龙是安吉白茶核心产区，政府不断积极引入社会商业项目，延伸茶产业链，推进茶旅融合发展。而数字乡民的社区嵌入与茶产业链等地方文化密不可分。因此，笔者还前往“白茶原”小镇、网红打卡地“一片叶子”茶饮店、安吉创意设计中心、白茶厂等地实地调研走访，以期获得更多的田野资料来开展后续研究。与此同时，数字乡民广泛利用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开展电商创业或自我展演，已成为其后现代性语境下一种媒介化生存状况的表征形式，故研究团队仍会透过网络民族志方法线上参与并深度观察数字乡民的媒介实践和社会行动（见表1）。

　　因此，本文采用田野调查、深度访谈及网络民族志的质性研究方法，深入数字乡民在青创社区中的日常生活、情感体验及创业实践，考察数字乡民文化嵌入的底层逻辑机制，同时探究在流动性及不确定性的语境下，他们是如何培育内在韧性力量，去抵抗现实结构性困境，以此实现社会价值共创。总之，本文聚焦两个问题，一是数字乡民在社区文化嵌入的过程中依循着何种逻辑，这种逻辑与社会制度、地方文化及社会情感结构产生何种关联；二是当数字乡民遵循这种逻辑嵌入青创社区后，在社会内卷及自我调节失衡的语境下，将透过何种社会行动与媒介实践，进而培育内在韧性力量。

　　韧性的生成既依托于主体的自我反思与内在动力，也离不开国家宏观政策的征召指引及其他社会力量的支持。这种内外互动共生的模式，构成了数字乡民融入青创社区的关键途径。数字乡民的日常生活与传统村民或游客大相径庭，他们依靠便携式通信技术远程参与工作，实现工作与休闲生活的平衡。他们在青创社区的全新社交活动意味着他们不再是行程匆忙的观光客，寻求的并非简单的打卡经历，而是致力于融入当地生活。“一群从全球四面八方奔赴来的年轻人，聚集在乡村，以自己的专业技能不仅完成远程工作，更关心身边的土地，重新看见自然。以开放的、鼓励信息流动的环境激发创意，让创新成为建设乡村的力量。因为这群年轻的数字乡民的参与和传播，乡村一定可以变得更加美好。他们成为新村民，也成为给乡村创造价值的人”，这是安吉白茶原小镇金叶子中心展厅内的一段标语。因而，探讨青年群体是如何嵌入乡村青创社区，进而促成韧性恢复和生产，逐渐形塑出“数字乡民”这一新角色的过程是至关重要的。

　　一位来自厦门的数字乡民在青创公社内的留言卡片上写道：“生活远比秩序更加重要，走出固定圈子，看看崭新人类，我们需要不停观察和吸收，去做一个真正的自己，我们离后现代的出口不会太远”。这种游牧式生活脱离了数字工厂的劳动工作模式，提供了一种青年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全球流动可能。不过，现代化加速逻辑日益成为一种支配性力量，它联袂资本逻辑不断塑造和更新现代性的叙事体系与风格。[21]直接影响数字媒介生存语境下的青年群体的生命体验与劳动实践，数字乡民在经历情感匮乏、弥漫焦虑与主体性反思后，他们以一种自觉性减速的方式将情感偏移至田园乡村，追求新的社群集合与情感连接，并强调一种疗愈式的反身性在场，以此抵抗现代化过程中的情感异化与不确定性劳动。有学者认为日常生活的“减速”通过一种与外部世界保持距离的方式回到内心，慢速生活的实践不仅是回到传统田园生活状态，而是不断寻求深度体验的个体行动。[22]数字乡民通过投入青创社区，在寻觅慢速生活的文化实践中抵抗情感倦怠，进一步恢复主体韧性破损的影响。

　　在内卷化社会的群体表达中，个体对于自我的存在意义与价值产生心理落差与失调断裂，也在一定程度导向着对其自身的否定，并催生着社会的现代性焦虑和精神症候。[23]对都市程式化生活和高强度工作内卷的批判性否定，以及渴望通过流动化体验重塑自我是青年踏上乡土生活的主要内在驱动因素。不过，促使其走进并深度融入青创社区的关键因素则是对乡村社会的文化认同。两位数字乡民阿鲍和张航有着较为丰富的媒体营销经验，通过余村全球合伙人计划扎根乡村并创建“有院儿工作室”。他们花了半年的时间完成了房屋建筑改造，运营了自媒体账号“@有院儿”。为了传播乡村老手艺传统文化，阿鲍在村里推出了乡村新农人短视频IP公益培训计划，帮扶村民规划适合的IP账号方向与指导视频内容拍摄。“我们从城市扎根乡村，用镜头记录乡村生活，和村民交朋友、孵化乡村新农人IP”。（T07）乡村影像达人小程说“我们将镜头对准乡村，用影像深耕土地，让世界看到中国新农村变化”。（T08）余村作为一个青创社区，其所产生的认同感为数字乡民提供了一个情感按摩的外溢疏通出口，带来的不是一种对城市空间的逃离或反叛，而是营造一种具有创造力、内生力的社区文化。

　　在嵌入乡村社区的过程中，数字乡民关注的焦点转向了与村民互动所生成的深层文化意义。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背景下，数字乡民们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暂时性集结，亦非纯粹基于功利主义经济利益的驱动，而是将自我生命体验与乡村发展命运紧密相连的一次社会行动，主体的韧性弹力在这一实践中得以生产。在抵抗资本主义的固定劳动生产与规训关系中，以一种投身于乡村的本土化实践来弥合韧性破损的危机，以一种反身性在场创造新生活秩序，将不确定性的游牧生存转变为常态化存在方式。

　　社交媒体拓展了青年群体的人际交流、职业工作与政治生活的连接方式，也营造出一种天涯若比邻的沟通环境，导致形成身虽显而心匿藏的社交孤独状况。而安吉两家青创社区都强调把青年群体汇聚起来，推动建构一种具有青年文化张力的乡村新社区，不仅促使青年利用艺术改造或商业项目赋能乡村振兴，也透过乡村空间修复韧性，缓解青年社交孤独与情感需求。在乡村与青年双向融合的过程中，青年主体通过线下具身化的沟通行动，营造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理往空间，他们逐步从分散的“游民”状态，转变为具有新部落特征的“数字乡民”身份。

　　大余村青创社区的数字乡民小凯说“在乡村里生活，在世界里奔走，大余村不仅是我的新根据地，更是一处交通与情感的枢纽。在地时间越长，对本地的情感链接也就越深。山河之间的天荒坪，以及方圆数十里的村落，都成为生活中新的‘附近’。”（T09）学者严飞强调“附近”是个人身边日常生活的场所，又是社会群体产生互动和交集的情感空间，蕴藏着人们各种交往和对话的网络纽带，并在意义层面形成人和人之间的联结。[24]也就是说，在地方政府与商业资本的合力规划之下，青创社区建构出一个具有疗愈式的乡土公共空间，从全球流动至此的原子化青年积极开展对话交流，进而恢复某种关注附近及周遭世界的韧性能力，让日常生活重新具有黏性与聚合的可能，即以一种“重建附近”的方式抵抗后现代性中一切吞噬情感共同体的要素以及韧性破损后的混沌生活危机。

　　青年群体的原子化生存诱发了情感孤独、逃避交往和加速焦虑等公共危机，促使个人产生某种主体虚幻感或无力感。项飚等人类学者认为通过重新认识周边和安顿自身，从而更好地欣赏和理解社会的差异性，重建“附近”帮助青年在看似失控的生活中找到一个定锚点。[25]而当青年群体嵌入青创社区后，在乡土社会重新发现自我价值，与志同道合的青年开展艺术创作、文化交流及创业活动，他们试图自我预设在这种可控的附近内，通过交往行动来嵌入到这种文化空间中，重新树立一种理解工作与旅居、自我与世界的方式。有学者表示，他们在建构社区开放包容特质的同时，也有效保证了交往空间的纯净性和凝聚力。[26]处于流动化的数字乡民并不是逃离或回避现实的压力，而是选择一种“重建附近”的方式去对抵抗自我韧性破损或非平衡状态的生活，以此找寻身与心、家与业的平衡。

　　“交往—空间”逻辑不仅体现了行动主体在策略层面对自我韧性重塑的努力，同时也孕育了乡村社会公共领域空间生产的潜在政治动力。青年群体的韧性破损意味着个体在私域与公域之间的交互界面遭遇了双重困境。然而，随着他们嵌入青创社区的过程，亲身参与乡野的深耕实践，并与志趣相投的同辈群体共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现代化的路径，这一实践过程促使数字乡民在内在韧性及理往能力上得以恢复，进而促进了公共对话与日常生活“附近”空间的再构。

　　在城乡融合背景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融入大余村的发展建设中。政府开始深挖乡村环境资源优势，打造青创社区策源地，征召更多青年参与到流动式办公生活新模式中。余村党支部王书记说“青年与乡村的关系，除了陪伴也应该共生。从‘余村’到‘大余村’的转变，旨在为青年人才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源空间”（B02）。余村于2022年7月启动了“全球合伙人计划”，创建“青年人才大社区”，并进一步深度挖掘地方本土茶文化资源，建设“余村大景区”，设立“余村产业基金”。这种融合新农业、新文旅和新经济的以社区和景区双向联动的产业跨界模式，逐渐形成以“景社融合—利益联结—乡民共享”为主的发展共富机制。

　　制度化逻辑是数字乡民以一种群体协作的方式嵌入社区的基本前提和保障，它是一种自上而下式的方式，通过制度引领和合伙制度双重保障，动员与征召数字乡民。在返乡过程中，青年通过制度赋权机制建构社会支持网络，从而形塑出多维的赋权结构。[27]制度成为数字乡民嵌入乡村社区的重要保障，也是主体韧性得以生产的关键。在政府规划下，青创社区陆续完成了艺术空间、交通道路、物业安保、5G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在城乡资源快速互动交融下，青创社区促使乡村发生了结构性转变，城乡融合成为一种新的可能。除此之外，政府与相关企业协同合作建立了信息服务平台、商业创新平台与国际传播平台，为青年提供融资服务、市场对接，并有效提升数字乡民社区影响力。“青来集”是大余村青创社区的空间载体平台，它命名取自“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打造形成青来集孵化器、白水湾产业园、横路艺术部落等乡创空间，为数字乡民创业提供乡创发展平台。

　　同时，新媒介技术的赋权传播不仅扩展了“青来集”平台的国际影响力，而且也激发了数字乡民韧性的内生力量。余村青创社区于2024年3月启用安吉生态文明国际传播中心暨国际传播平台观察点，新华社、中国外文局、中国日报社、中国新闻社、香港商报、澳门商报等媒体的入驻社区，形成一种国际传播的矩阵网络，提升青创社会的网络资本和社会文化影响力，更在青年圈层中塑造了一定的文化话语权，有效地动员了青年参与社区活动，并让在地数字乡民的抖音、小红书等媒介实践获得更多数据流量支持，从而推动了网络社会中青年群体的媒介朝觐现象。换言之，自上而下的保障性制度与平台构成了数字乡民有效融入乡村青创社区的基本框架。在“制度—平台”协同机制的作用下，实现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多维度资源整合，包括资金、市场、技术及政策等方面，为数字乡民开辟了返乡创业的新机遇。通过网络媒介的广泛传播和平台提供的多样化服务，激发数字乡民内在的韧性潜能，同时增强他们对青创社区的归属感和集体凝聚力。

　　综上所述，数字乡民的韧性生产受到三种因素影响：从微观层面来看，“情感—文化”逻辑使得数字乡民深度融入青创社区，以疗愈式反身性在场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从中观层面来看，“交往—空间”逻辑营造了公共交往与沟通对话的乡土公共场域，数字乡民以“重建附近”的生活姿态去抵抗资本权力或内卷化劳动。从宏观层面来看，“制度—平台”逻辑为数字乡民的社区参与提供了结构性支撑，塑形了其社会实践的可能性边界。这三重逻辑并非孤立运作，而是形成了互相嵌套的作用机制，实现了一种情感共鸣、空间实践与制度保障的韧性生产闭环。面对生存或情感异化的双重挑战，数字乡民通过持续性、策略性的社区嵌入实践，不断重构其韧性结构。基于此，下文将进一步探讨数字乡民在社区嵌入后的韧性重组过程。

　　在社会内卷与时间加速的双重影响下，众多在地数字乡民在嵌入社区之前，普遍面临劳动剥削、情感倦怠以及就业难题，从而造成了一种失衡性自我状态，引发了主体韧性受损的危机。有学者提出青年人如何在上升渠道日益收窄、社会结构整体性趋于稳态的过程中，找到新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的问题迷思。[28]当然，数字乡民们并非困在加速社会中无法动弹的主体，他们也会去寻找各种或显性或隐形的韧性策略去抵抗社会加速。研究将韧性视为主体在压力下恢复弹性并再造原有的结构或功能，它呈现出“恢复常态—媒介实践—锚定身份”的韧性重组过程，彰显了一种人、媒介与社会的动态交互作用。

　　微信群内消息：“今天火把节，有意愿的话，大家九点到大屋顶面前空地举办篝火晚会，有没有人把不要的短袖贡献出来做火把”。夜幕降临，三十多位青年围成一个圈，大家手举火把共唱歌谣。刚入群没赶上活动的人说“明天入住公社，这种类似国际奥林匹克的点火仪式还有么”，群内有人回复“你可以主办一个呀”。在青创社区，任何数字乡民都可以随时随地自主地在群内发出活动倡议，这种社群集结形成了一种自我生命创造力再生的圈子文化，更为重要的是，社区内的圈子集结呈现出两种特征。

　　其一，强自主性与弱权力性。“观察虫鸟、田园耕作、养花种菜、共同阅读，单纯社交，摆脱无意义内卷，这些社区活动让生活回归到原本的样子”。（T03）“我们在这里遇到的人，大多拥有多姿多彩的工作，所以社交也好、社群活动也好，就像是自然生发出来的”。（T01）青创社区的社交环境并不强调权力等级，而是更提倡自由与公平、开放与包容。青年不会担心被边缘化，也更不会强制性受到社会结构的压力与宰制，活动的发起和参与完全是自主发挥，这种强自主性和弱权力性，呼应了青创社区主张将“全世界有趣的人联合起来”的宗旨口号。

　　其二，去中心化与深度创造力。2023 年春，“白茶原”联合艺术厂牌“南方车站”发起“让乡村更有趣”艺术驻地计划，邀请策展人、建筑师、漫画家等来到安吉DNA 基地，通过艺术驻地的形式，创作出有关乡村的艺术作品，并展开商业化市场推广，从而塑造乡村新风貌，唤醒居民对乡村的热爱。③另外，各种社群活动场所大多在操场、湖边、屋顶、小影院、艺术展厅或乡村荒地等舒适开阔的自然环境中举办（见表2）。社区内部的数字乡民是流动且独立的，这种文化圈层不容易产生强势高压的社区文化。因此，活动的组织者、举办场所以及活动的内容与形式均展现出一种去中心化的特征，也成为培育韧性过程中恢复常态阶段。

　　无论是青年自发的日常娱乐集体活动，还是社区主导的乡村艺术展演实践，这些具有一定弱权力性的社群圈子集结形式成为数字乡民恢复生活常态的一种方式。尽管这种恢复常态的组织行动并未形成一股显性的社会声量，但此种制造常态化的社群集结激发青年对自我认同和生存境况的深度反思，乃至对乡村发展与公共领域的探讨，从而激活了主体生命创造力的韧性重组复苏，塑造了数字乡民的身份认同，并构成了对社会权力规训结构化力量的突破。

　　“云村民”是由安吉余村发起的一项城乡破圈计划，目标让更多人加入数字乡民的队伍，从而参与到乡村可持续发展中。外来青年可通过扫码一键注册，获得专属AI云村民身份证，认领小半亩菜地，并认养田地实现“我在余村有点田”，共建共创享受“我在余村有点钿”的目的，通过线上数字化认养与线下实践体验的方式，创建与土地、乡村和自然最天然的关系连接，实现从流动性的游牧民到数字乡民的身份转化，进一步培育甘愿扎根乡土的自我韧性。在天荒坪镇人民政府的号召下，大余村全球合伙人联合发起了声势浩大的青年共创行动，搭建起了青年与乡村的公开流平台，已发起了8期青年共创行动。有数百位青年来村，为乡村可持续发展共创出40余件提案。其中第6期共创行动号召数字乡民在余村后巷彩绘井盖，为村庄注入新的文化美感与艺术生命。这些共创行动有效地激发了青年群体在参与乡村事务讨论中的主体性意识，进而孕育了一种以韧性重组为特征的道德公共价值规范。

　　值得关注的是，安吉数字乡民们共同创办了《白茶原小报》。在报纸第一期《溪龙新村民》的卷首语中写道：“这是一份源自乡村也服务于乡村的小报，乡村原本就趣味横生，而今我们希望这片土地更加活力四射，更加青春洋溢，展示出一派源自乡村的、不输城市的、生机勃勃的新乡村生活场景。我们尝试着从一份乡村的小报开始，这需要大家都一起出一份力。致敬白茶原，致敬乡村生活者。”这份社区报纸是由数字乡民自发且主动参与的媒介生产、形成传播行为的集体实践，其最大特色在于其由数字乡民生产，且服务于在地村民及游客。这种社区媒介和传播行为作为一种嵌入社区日常生活与情境的基础力量，能有效挖掘社会互助性资源，发挥社区成员凝聚和连接作用，是人们获得信息、参与公共事务、加强社区归属感的重要方式。[29]《白茶原小报》促使作为共同体的数字乡民在社区浮现，以传播实践形成和维系社区聚合、信息流动和情感沟通，通过空间化媒介与媒介化空间两种方式建构社会精神共同体。数字乡民通过一种自我内生性力量去开展媒介实践活动，希望以此营造乡村生活新场景。而在连结与聚合的动态过程中，数字乡民群体进一步巩固了与乡村命题相关的身份认同，进而构建日常生活的意义框架与内在韧性。

　　韧性重组不仅是主体从逆境中反弹的发展能力，更是一种保持坚韧与连续重建关系的过程。小报编辑阿德说：“这与我之前的编辑经历是完全不一样的。小报只想做一件事，通过这些有温度的信息，连接你与其他人，你与白茶原的关系”。（T16）青年群体的媒介实践不仅实现对城市话语体系下作为景观的乡村文化抵抗，更是对乡村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以多维在场的方式促进乡村交往空间的拓展。[30]不论是注册“云村民”，享受线上线下种植蔬菜粮食的体验乐趣，还是以青年共创行动创建公开性对话交流平台，抑或是数字乡民携手共同创办《白茶原小报》，这些连续重建关系的媒介实践过程昭示了一种根植于乡土基质中的连结性行动，不仅重塑数字乡民的公共意识与内在韧性，也锚定其身份认同与地方归属感，同时亦承担着乡村社区文化与地方知识的传承与再生产功能。

　　在青创社区微信群中，有一条以寻求创业为目标的反向招工消息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本人学习能力尚可，竞争能力尚佳，招远程老板和未来创业伙伴，如果您想有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核心员工或者目前没有太多钱的合伙人，请速速联系我”。虽然这则语言夸张且形式吸引的消息被人点评为“一看就是还没有被社会毒打过的小朋友”（T05），但是其也揭示出数字乡民嵌入青创社区并不是一味地寻觅情感慰藉与疗愈创伤，独自批判性地展开自我否定。恰好相反的是，他们自主塑造出“创业共同体”身份意识，即自我创业活动已融入到他人、其他社会组织的文化实践之中，自我与群体的关系密不可分。

　　在践行“两山”理念的背景下，政府部门将大余村青创社区定位为“青年乡创理想集结地”，这句标语作为一种品牌宣传及文化符码，大余村吸引了诸多数字乡民长期入住。有学者表示青年以一种“能动式嵌入”与“嵌入式能动”的方式在乡村振兴中扮演者担纲者角色，他们的返乡创业实践衔接着乡村与城市两端，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31]自行车俱乐部主理人小力来到青创社区后，被其青年与乡村双向奔赴的理念所吸引，即刻开启创业项目，设计了安吉天荒坪镇骑行路线，创建OKKA乡野骑行社。“作为新近成立的大余村本土自行车俱乐部，我们不久前完成了向合伙人的身份转化，提倡回归乡间与山野的户外骑行，希望凝聚热爱乡村自然的青年骑友们”。（T14）领汇吧创始人小白说，“我们将产品研发和数据搬迁来安吉，希望吸引更多商家来乡村打造快闪店，丰富乡村内容，营造乡村特色场景”。（T15）开启城市商业化的创业项目不仅让数字乡民更好融入到青创社区，以一种探索性创业活动实现主体的韧性再造，以此抵抗社会风险或情感危机，而且这种创业实践也建构起一种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形态，实现乡创价值共赢的局面。

　　在不确定性的数字劳动工作中，以“机遇”“敢拼”为主的创业实践成为数字乡民抵御不确定与失衡性自我的一种替代逻辑。而以创业谋求发展的行动也成为数字乡民平衡日常工作与旅居生活，培育韧性能力的方式路径，更是他们嵌入乡村青创社区和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的基本保障。“扎根乡村创业建构理想家园，是青年对美丽中国的践行，新的创作与旧的土地，无论是拥抱还是碰撞，一切的发生都有意义。”（T06）李艳红认为青年群体的创业叙事并没有完全被物质主义定义，而是在这一主调之外出现了多重试图超越物质主义的复调。[32]数字乡民以一种“创业共同体”的自主性身份促使个体社会资本及网络资本增值，将城市商业化项目深度嵌入到乡村绿水青山之间，他们的创业叙事力图通过连接城市与乡村、自由与规则等多重叙事来重新锚定创业身份。数字乡民的创业叙事不仅能为自我价值赋能社会意义，同时也能借由政府部门自上而下式的经营租房补贴、合伙人专项政策、金融服务支持、人才引育等各项帮扶性政策和资源要素重塑乡村经济的运作模式，进而推动城乡融合路径的迭代升级。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此景象不仅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践成果的现代化展现，更是对青年人才入乡创业，开拓城乡融合新路径的诗意化表达。数字乡民主要遵循“情感—文化”“交往—空间”以及“制度—平台”的三重逻辑实现与青创社区的深度融合。从宏观层面来看，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度保障与平台架构，逐步构建了一个以“景社融合—利益联结—乡民共享”为核心的发展共同富裕机制，为数字乡民开辟了艺术乡创与媒介实践的新领域。在这一框架制度下，数字乡民采取了一种疗愈性的反身性存在方式，以对抗现代化进程中的情感疏离或心理疲劳。在微观层面上，他们以追求自由与有趣为宗旨，塑造了一种新型的社区文化生活和规则秩序。此种社区营造与圈层构建的路径，表面上看似是一种脱离或挑战传统社会观念的个体性行动，然而实质上，它是一种“重建附近”的曲折策略。通过这种“重建附近”的方式，数字乡民培育了内在的韧性，形成了一种连接自我、社群与乡村的诗意化生活范式，以抵御后现代性中普遍存在的断裂与混沌状态。

　　作为能够利用互联网与新媒介技术实现创业生活并促进网络资本增值的数字乡民，他们不仅以具身化的形式融入青创社区，在此过程中通过韧性的策略实现了自我价值的认同，而且亦孕育了对乡村的在地化依恋。他们主动将个体意义的实现与乡村振兴的发展愿景相联结，通过维持常态化的社群组织集结以构建特定的社会圈子，从而锚定乡村共同体的社会认同感。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以“创业共同体”的逻辑替代现代性语境下的情感断裂或职业危机，通过连结性行动形成了集体性的传播实践，并在此过程中展现出显著的韧性特征。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乡创实践不仅是追逐梦想的个人化书写，而且开辟了一条城乡融合的新途径，紧密地将城市资源与乡村文化交织在一起，为推动城乡融合提供了新样本。

　　健全的政策保障体系、乡创激励机制与社区治理模式是数字乡民健康发展的关键要素。一是健全政策保障体系，完善制度供给机制。地方政府应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构建数字乡民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加快推进乡村数字化平台建设，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实现人才供给与乡村项目的精准对接。通过整合就业创业信息、技能培训、法律咨询等公共服务资源，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形成“政策激励—人才虹吸—产业迭代”的正向循环。二是优化创业支持机制，强化主体内生动力。构建数字乡民创业梯度扶持机制，设立乡村创业专项孵化基金。重点培育以数字文旅、智慧农业、农村电商为代表的业态创新，推动数字技术主体与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形成产业共同体，构建“数字赋能—产业融合—乡村再生”的发展范式，实现城乡融合的可持续发展。三是构建数字友好型社区，创新协同治理模式。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健全医疗、教育、物流等公共服务网络。强化青年社区与传统乡村的连接交往，激活乡土文化资本，培育多元包容的社区文化生态。通过建立数字乡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协商共治机制，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总之，青创社区并非孤立地嵌入乡村，而是通过数字乡民的实践跨越城乡边界，实现了城市资源与乡村文化的深度融合。数字乡民的数字媒介实践与社群传播，不仅体现了流动群体的后现代性生存状态，更开创了一种中国城乡融合的新路径。在这一过程中，数字乡民通过创新性的媒介实践与社群连结，促进了城市与乡村资源的有机统一，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践参照。由此可见，数字乡民的社区文化嵌入与韧性培育实践，区别于传统的政策性人才引进或城乡二元对立所导致的青年被动返乡现象。他们的实践为城乡融合的未来发展路径提供了创新性的启示，揭示了在流动化时代背景下，青年通过文化嵌入与韧性培育策略，推动城乡之间的和谐互融发展。总之，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的基础上，数字乡民通过社区融入与韧性重组，不仅催生出一种蕴含主体内生性、创新能动性与文化异质性的青年社群，同时也为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实现高质量城乡融合发展贡献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理论范式与实践参照。返回搜狐，查看更多